我叫冉茹秋，今年30歲，老家在廣安岳池縣，2004年從川北醫學院醫護專業畢業后，就職于當地一家醫院，先后從事護士、醫助等工作。2008年3月，我找到了影響我人生的一個特殊職業——四川省紅十字眼庫“協調員”。之后的4年多時間里，為了幫助更多的眼疾患者，我每天四處奔走，向素不相識的人宣講角膜捐獻知識。至今共為200多名眼疾患者找到了光明。
次摘取 “我是跪在逝者面前完成的”
協調員除了不停地宣講無償捐獻眼角膜的知識，還要擔任取眼角膜的任務。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次去廣元取眼角膜時的情景。
2008年6月15日深夜11時，“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一個月，地震災區廣元的羅小華女士因病醫治無效匆匆地走了，其家人時間將消息告訴了剛剛建立僅三個多月的四川省紅十字眼庫熱線值班人員。
生前，羅小華有一個遺愿：捐出眼角膜，一只捐到深圳眼庫，一只捐給同這“5.12”汶川大地震災區的鄉親，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回歸“光明”，以此回報社會對地震災區的關愛。
在被窩中接完電話，我一躍而起，立即向眼庫領導匯報，同時一邊聯系所在的成都醫學院附屬康橋眼科醫院的醫生，一邊立即趕赴醫院準備手術用具很快，一個“角膜供體摘取小組”組成了：一位眼科專家，一位醫生助理、一名供體捐獻者生前保持聯系的“協調員”也就是我。
“眼角膜供體摘取小組”驅車連夜趕往廣元羅小華的家中，路上我想起了和她之前的見面情景。其實之前去看她時，羅小華一直都叫我“妹妹”，她想吃冰糕，我就去街上給她買。因為腹水，她肚子一直很脹，不舒服，讓我給她揉，我想到只要她好受點兒，就幫她揉……想起這些，我心里又痛又難過。痛的是一個曾經與我有說有笑的人，突然走了：難過的是，記得次趕到羅小華家去為她抽血化驗有沒有傳染疾病時，看到羅小華的身體已經很憔悴，我為羅小華扎針的手在抖，“我不想在她本來疼痛的身上再扎上一針，增添她的痛苦。但是，為了保證供體的健康，我不得不扎下那一針……
2008年6月16日凌晨2點26分，載著“角膜供體摘取小組”的醫療救護車抵達羅小華的家。“角膜供體摘取小組”為其舉行簡單默哀儀式時，我嚶嚶哭泣，并在心里向她道別：“小華姐姐，一路走好……”
當眼科專家準備摘取角膜的醫療器械時，次這么近距離接觸一位逝者，我不知從哪里來的那股勇氣，鎮定地走近，雙膝跪地，俯下身去，掏出自己身上事先準備好的濕巾紙，為她仔細擦洗手臉……
眼科專家“心領神會”，靜靜地等待我做完這一切，才下刀摘取下了那雙“博愛的眼睛”，放入特制的冰壺，完成了逝者生前“生命的囑托”。
與此同時，剛剛建立三個多月時間的四川省紅十字眼庫，迎來例來自本土捐獻者捐獻的兩枚角膜，而這也是進入四川省紅十字眼庫庫存的第二、三枚角膜(此前，四川省紅十字眼庫建立時，深圳紅十字眼庫為其提供了一枚角膜)。為此，中國器官管理委員會相關人士感慨地說，“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全國人民捐錢捐物，而羅小華女士個提出將眼角膜捐給災區同胞，堪稱“捐”。
一次次告別 “我仿佛看到他們在天堂微笑”
“逝后的角膜捐獻者們，高聳入云。因為我時常仿佛看到他們在天堂里微笑。”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因為一直與角膜捐獻者們在人間的最后一刻“道別”，好多時候，會讓我想起與他們在一起交流的往事。
截至目前，四川省紅十字眼庫已經成功實現了116例角膜捐獻，其中經我手捧回的差不多有近100雙“眼神”。我最最忘不了的，還是在這個職業生涯中的次。特別是次獨自到太平間去取眼角膜時我也很緊張：當時屋內只有幾盞昏暗的白熾燈，面對屋內幾十具遺體，因為死者家屬不肯進來，我感覺里面陰森森的，比恐怖片里的場景更令人害怕。在用鑷子取角膜時，我的雙手緊張得發抖，但想到病床上那些需要幫助的患者，我終于鼓足勇氣，十多分鐘后，終于順利取下了角膜。如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后，我們一般可以在10分鐘左右迅速完成任務。
因為角膜必須在24小時內移植才能保持活性，每當志愿者去世，協調員必須要在時間內趕到現場取角膜。志愿者去世的時間有時在深夜、有時在春節期間，電話就是命令。所以我每天24 小時都隨時待命。
因為角膜捐獻是一個觀念的接受過程，很多捐獻者的家人不理解時，常會將氣撒在協調員身上。2011年下半年的，我接到兩個準備捐獻角膜的電話。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老教師生前簽了捐獻志愿書。我接到電話趕到醫院時，剛一進門，捐獻者的兒子便指著我的鼻子大罵我沒有同情心無論怎樣都不同意。面對指責我沒有生氣，我理解家人的心情，耐心地做著解釋。但無論怎樣，老人的兒子都不同意，我很遺憾，最后沒有能實現老教師的遺愿
對我來說，挨罵倒是其次，最糟糕的就是家人突然變卦，不同意死者捐獻角膜。這時候，協調員即使手中有捐獻表，也取不到角膜。而在眼庫登記排隊申請移植的人卻越來越多，且很多患者因為沒有眼角膜，不得不與光明擦肩而過。
我真心地希望更多的熱心市民加入到身后角膜捐獻行動中，讓更多的眼疾患者重見光明。
]
